内容提要：本文借用“世界性因素”这一概念，结合文本细读，探讨中国诗人韩东和英国诗人拉金的相似性写作范式，通过对双方背景、题材、声音、语言等诸方面的相似性比较，指出两者同以互文性诗人的身份出现在文坛上，喜欢以一种闲谈的口气书写日常题材，做到了语言的纯洁和技巧的机智。通过这种平行比较研究，本文得出一个结论：无论是拉金还是韩东的写作，都应作为普遍现象放在国际反现代派运动中，作为特殊现象放在英国或中国具体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
　　关键词 世界性因素 韩东 拉金 平凡 闲谈
　　
　　使用“世界性因素”这一概念来讨论韩东和拉金（Philip Larkin），可以让我们有效地避开使用“世界诗歌”一词带来的不必要的口舌和纷争①。因为，后者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更靠近一种“东方主义”式的独断专行，它侧重于发现那种由焦虑所引发的不可摆脱的影响，它甚至主张只为西方读者写作。而与之相对，“世界性因素”则提示了一种全球性的想象图景和书写模式，它使我们看到，在文学写作过程中那些必定的程序和相似性。借助这种平行的相似，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在文学写作中过去、现在、将来相互扭结的“现代情境”。所以，讨论韩东和拉金，不但可以让我们看到一种拉金式的民族写作是如何带出世界性意义的，同样也可以让我们见识这种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写作是如何从反方向命中民族传统的命脉的。下面，我们结合文本细读，来一探韩东和拉金是如何呼应、照亮的。 本文来自 现代诗歌
　　
　　一、一类诗歌主题：生活
　　
　　1953年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英年早逝。托马斯式的那种无拘无束、直抒胸臆的浪漫诗歌，以及他那种最后要将自己毁灭的波希米亚式的生活，终于被打破②，超现实主义式的白热高烧瞬间降温了，一种书写工整、冷漠灵巧的诗歌被顺理成章地提出来了。新一代诗人宣称“对40年代的绝望情绪感到厌倦，对遭受苦难不太感兴趣，对诗歌情感，尤其是关于‘作家与社会’的诗歌情感极不耐烦”③。他们一致反对刁钻古怪和时髦的文学风格，力图维护本土文化的延续，重新发现了机智、反讽和句法，这种诗歌在20世纪50年代风靡一时。他们以“运动派”（The Movement）见称。
　　拉金是这一代人中被公认的最杰出的一位。但是，这位“非官方的桂冠诗人”在进入诗歌写作之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说家，写过两部颇有声望的小说：《吉尔》（Jill，1946）和《冬天一姑娘》（A Girl in Winter，1947）。“拉金用他小说家的眼光，来精确地审察当代英国生活；他擅长于描写乡村风光、家庭内景和普通人生活中的成长与失败。”④拉金说：“我想，当我开始写作更具有特色的诗时，我已经发现了如何使诗像小说一样耐读。”⑤可见，拉金确实是有意识地借小说技法来写诗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拉金是一个互文性诗人，他的诗歌“具有当时新小说所推崇的反实验主义的理想”⑥。诗歌与小说的互文，诗歌与生活的互文，形成了拉金诗作一个主要和积极的面向。正如拉金自己所说：“我写诗是为了保存我所见、所想、所感的事物（如果我能够因此表明某种混合和复杂的经验的话），既为我本人也为别人，不过我觉得我主要是对于经验本身的责任，我试图使它不致被遗忘。”⑦出于这种经验主义的态度，拉金偏好于写那种“普通人”（common man）的真人真事。这一点成为拉金或者说运动派的诗歌标识。 本文来自 现代诗歌
　　和拉金的这种反现代主义（尤指反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路径、反浪漫主义背景相似，韩东的成名本身也是一个反崇高、反意志化的结果。一方面，他受到北岛和“今天”的影响，对他们“崇拜得不得了，觉得好的不得了。一方面又竭力在寻找新的出路，为此宁愿他们垮掉，宁愿他们完蛋。就是在这种心理下……诗歌的某种观念就形成了。其实明确的诗歌理念倒没有什么，主要还是落实在具体的诗歌上。”这些诗歌，包括《有关大雁塔》、《你见过大海》、《一个孩子的消息》、《我们的朋友》等⑧。“今天”的激情、代言的崇高被“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有关大雁塔》）的庸常带回了日常生活。以英雄的方式，或者说以所谓的“知识分子”姿态介入政治生活，对韩东和“他们”已不构成意义，“绝大部分‘他们’成员，比较不喜欢非常知识化、书面化、特文化和矫揉造作的东西，而是比较喜欢所谓的日常化、表白得比较直接、语言方式比较简单、比较有现实感的东西”⑨。“今天”强调的是时间性、时代感，受难担当是这一代人共同的主题，在这样的诗歌写作氛围下，才有可能出现江河式的《纪念碑》，越写越长，越写越大，“文化加法”一样累积出一种“史诗”。韩东对此很反感，他“只是想让诗歌和生活、和我们自己靠得更近一些”⑩。从这个意义上，韩东和拉金是一致的，他们的诗歌和生活紧密地倚靠在一起，是一种互文性的写作。也是从这种诗歌观念出发，“他们”被提出来，当作一种可以界定和区别的身份，不是“我们”，也不是“你们”。“他们”是一个具有反讽距离的身份表述，它首先指向冷静，因为它把“我们”排开了，它没有了时间和时代的重压，这是一种主动的退出。职是之故，它就获取了一种具有泛指意味的普遍性，它不是诗歌英雄或诗歌烈士的行为，而是一种适合日常体验的共通感。所以，诗歌对韩东，对“他们”来说，不是复杂的事，它“与学识无关，它是天真未泯人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