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诗歌永远处于可能接近又无法抵达的互动平等关系状态之中。朦胧诗以对普通意识形态话语的个人化革命，给萎缩僵化的传统诗语注入了新鲜血液和弹性活力； 但它只是能指与所指分离的思想文本，意象词语本身的丛生与叠加，使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处于间接、不确定的象征状态，诗意的模糊性暗示性过强，常常难于传达与把握，且优雅得不无矫 情之嫌。基于这种认识，后朦胧诗人不约而同地对朦胧诗的语言规范进行了质疑和颠覆。他们认为作为诗人故乡的语言，是诗歌存在的居所与形式，它本身就体现存在就是存在，它的运动 可直接构成生命运动，不是诗歌创造语言，而是语言创造诗歌，诗人的使命是让语言顺利优卓地“出场”。所以他们都视语言为诗的根本问题与归宿，企望借助话语建设本身澄明生命和存在 ，使诗语逃离功利牵制回归、呈现自身；以至于“语言的欢乐”成为后朦胧诗的一个基本主题，一些歌唱者把写诗衍化成了脱离思想情感意识的纯粹语言学行为，为实现“诗歌从语言开始”、 “诗到语言为止”主张，卷入了与语言的搏斗之中。后朦胧诗这种介于80年代初中期的语言暴力和90年代初中期的语言自生之间、回归语言本体的话语追求，在最大限度地获取语言欢乐的 同时也不可置疑地导引出了一片异于传统的语言艺术风景。

现代诗歌

向自足性与所指化归依

现代诗歌

        涵括朦胧诗在内的以往现代主义诗歌都属于意指性文本，多用意象艺术驱逐理性的直说，以期引领读者跨越能指层而顿悟其所指内涵，“得意志言”；但常易走向抽象迷离，过于内敛含蓄。 而后腺脆诗人不再恰守传统文以载道的诗歌功能现，在他们看来诗歌无所谓对观念世界关涉的所指内涵，它不过是“语言自身情不自禁发出的一连串动作”，是“语言的‘在场’，澄明”，①好 的诗歌语言理应达成文本和诗人生存状态、心理的同质同构，去掉能指与所指间的过渡中介；而不必顾及附丽在外的表达意义，仅仅关注自身显示的意味即可。大学生诗派主张消灭意象， 他们诗派则关心诗歌本身，关心诗歌“由语言和语言的运动所产生美感的生命形式”，非非诗群的“超越语言”也自然指包孕着超越象征、语义的致力于语符自由组合的能指漫游；尚仲敏更干 脆地说“诗歌从语言开始”，“反对现代派，首先要反对诗歌中的象征主义”。②后朦胧诗姚黄魏紫的表述都意在强调语言的自足性，强调语言回归；并以这种观念为笼罩坚持语词的不及物性 ，在能指化的语言中为本真的生命和事物找寻栖身之地。这种回归语言本体的最直接后果是诗中物象背后的文化内涵与象征意味等深度所指被消除，语言的表现功能式微指称功能加强，诗 回到了词的表面，回到了语言能指本身。如周伦佑的《果核》、阿吾的《长安街行》等就体现了符号的能指自足性。“一张是红桃K／另外两张／反扣在沙漠上/看不出什么／三张纸牌都很 新／新得难以理解／它们的间隔并不算远／却永远保持着差距／猛然看见／像是很随便的／被丢在那里／但仔细观察／又像精心安排／一张近点／一张远点／另一张当然不远不近／另一张 是红桃K／撒哈拉沙漠／空洞而又柔软/ 日光是那样刺人/那样发亮／三张纸牌在阳光下／静静地反射出／几圈小小的／光环”（杨黎《撒哈拉沙漠上的三张纸牌》），诗是客现状态的自动 呈示，沉沉静静地，无语义所指，它的存在不为什么，也没什么言外之响、形上意趣，远离了情感和想象，只是语流的持续滑动下事物存在清晰确切的伸展敞开，真正做到了“诗到语言为 止”。 本文来自 现代诗歌
        后朦胧诗语言自足性追求的极端是不再把语义传达看成作品的终极目标，而迷恋于语感的回味和营构，将生命表现为诗中的语感。极力推崇语感，就是用语言自动呈现一种生命的感觉状态 ，合目的又无目的地展现诗人精神本能的运动形式。它具体包括对色彩词汇选择、节奏以及语言关系选择，它是贮注着诗人内心生命节奏的有意味形式，是诗人对日常生命方式、形态的体 验呈现，是诗美的中心来源。如于坚《远方的朋友》“您的信我读了／你是什么长相我想了想／大不了就是长的象某某吧／想到有一天你要来找我／不免有些担心／我怕我们无话可说……” 仿佛诗给你的全部东西就是语言，就是生命节奏的自然奔涌，谈不上令人回味的内涵，可仔细品味后仍觉美不可收。一个不曾谋面的朋友信中说要来访，一瞬间诗人脑海迅速闪过几种见面 时的情景设想，每一种都滑稽可笑又都合理可能。这是生存方式平心静气的观照，这一代人表面热情平静内心却孤独无依，头脑善于幻想行动却手足无措，无端地对世界怀着某种莫名的期待与恐惧。莽汉主义、他们诗派的许多诗都体现了类似倾向，即将语感视为诗之灵魂，并借它达到了诗人——生存——语言三一位一体的融合，语感就是生命感的外化，有时甚至语义已不 重要，语感压倒了一切成为自足的语言本体，音响形象的建构就是语义信息的完成。这种语感追求因为是超越繁复想象的语义简隽，所以文本趋于清晰准确，把握容易、随便而鲜活。 北回归线现代诗歌

平面化的冷抒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