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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世界诗歌？ 宇文所安 洪越译/田晓菲校 1． 我想用一个温和的异端说法来开始这篇短文：从没有一首诗是只写给自己看的。所有的诗歌都为读者而作。如果说那些为了获利的艺术形式的观众通常是实在的，诗歌的读者则往往存在于想象中。我承认，这个说法本身也是一个想象：它让我们看到一个梦想自己的诗被未来某一个世纪的读者所赞美的艾米丽•狄金森。尽管如此，这仍是个有用的说法，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是什么样的力量塑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事物 – “世界诗歌”。 现代诗歌 诗人想象中的读者常常是极端的。他们鄙夷、批评起作品来不留情面，而认可、赞扬起来又毫无保留地不吝溢美之词。比起来，现实里的读者要温和得多。正因为想象中的观众爱憎分明、咄咄逼人，他们比现实里的读者更有能力影响诗人写作的方向。诗人想象的观众也往往会无节制地迅速膨胀。诗人一开始想象的是小圈子里的朋友对自己诗歌的反响，他们喜爱诗歌，而且，因为是朋友，他们大概会阅读和赞赏诗人的作品。很快，当人群开始叫好，诗人开始想象地区的诗歌奖，接着是全国范围的声誉，在经典中占有一席之地，以至不朽的声名。 美国诗人尽可以拥有他们那种小地方人所特有的甜蜜梦想，也就是永远不需要想象不讲英语的读者。他们使用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语言，坚信自己的文化霸权地位可以恒久不变—这自是他们独有的奢侈品。可是，很多其它国家的诗人使用英语以外的语言写作，随着想象中的读者的膨胀，他们必定会梦想自己的诗被翻译的情形。因此，对阅读译作的读者群的想象必将伴随着他们的写作。对一个诗人来说，这样的情形接近噩梦的边缘。诗人也可以不考虑翻译，放弃诗歌在自己的语言疆域以外被阅读、被欣赏的希望，但这等于是接受一种令人心痛的限制，承认他的诗作具有地区性的局限。只有少数最顽强的诗人可以做到这一点；可是他们的诗没有译本，我们对他们也便所知甚微。 北回归线现代诗歌 诺贝尔文学奖在塑造“世界诗歌”方面，尤其在第三世界诗歌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有趣的角色。诺贝尔奖的光环有时可以是巨大的：它标志着“国际”（也就是西方）的认同，这种认同给获奖者的国家带来荣耀，并且让原本受到很少关注的地方文学暂时成为全球注意力的中心。奖项前面排起长队，人们设想各个国家应该轮流得奖，其逻辑是文学才能应该像联合国的席位一样平均分摊。不过，要说诺贝尔文学奖最有趣的地方，还在于它颁发的对象通常是翻译的作品。当一个诗人得到诺贝尔奖，他的诗的成功翻译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获奖因素，甚至是决定性因素。 这种希望自己的作品在翻译以后能得到认可的期待，导致了在诗歌写作上使用可替换的字词的压力。传统上，诗的文字依赖于在其特定语言中的使用历史，诗里的每个字应该是不能被别的字替换的。可是，使用“错误的语言”写作的诗人 (即便是用像中文这样有大量人口使用的语言)不仅必须想象他们的诗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以求达到其广大程度令诗人感到满意的读者群，而且，他们还必须参与一项奇特的活动：想象出一种世界诗歌，并把自己放置在里面。按道理，“世界诗歌”应该游离于任何地区性的文学史之外，可结果是，它成为或者是英美现代主义、或者是法国现代主义的翻版；至于具体到某个国家中产生的“世界诗歌”是哪种现代主义的翻版，要看是哪种殖民文化浪潮率先冲击了当地的知识分子。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它体现了文化霸权的精髓：一个在本质上是地方性（英-欧）的传统，被理所当然地当成有普遍性的传统。 北回归线现代诗歌 2． 我有一个朋友，既写中国古典诗歌，也写白话新诗。他认为他写的古典诗歌是“中国”诗，是深深扎根于历史的诗；精雕细琢这些诗给他带来极大的乐趣，但他不认为那是一项严肃的事业—那只是写给朋友的诗。对比之下，写“新诗”才让他感到自己是个诗人，他觉得只有在新诗写作中，他才有可能成名。在他眼里，“新诗”就是诗，似乎没有国籍或者历史。他没有觉察到自己写作中一些惯用的意象和写法背后，是地方性的欧洲文学史的传统。 世界诗歌是这样的诗：它们的作者可以是任何人，它们能在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以后，还具有诗的形态。世界诗歌的形成相应地要求我们对“地方性”重新定义。换句话说，在“世界诗歌”的范畴中，诗人必须找到一种可以被接受的方式代表自己的国家。和真正的国家诗歌不同，世界诗歌讲究民族风味。诗人常常诉诸于那些可以增强地方荣誉感、也可以满足国际读者对“地方色彩”的渴求的名字、意象和传统。与此同时，写作和阅读传统诗歌所必备的精深知识不可能出现在世界诗歌里。一首诗里的地方色彩成为文字的国旗；正像一次旅行社精心安排的旅行，地方色彩让国际读者快速、安全地体验到另一种文化。 上一篇：贝尔纳诺斯：马不停蹄的忧伤 下一篇：江非：万里无云（19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