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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多诗论,兼论当代中国大陆诗歌
文章来源: 文章作者: 发布时间:2007-06-19   字体: [ ]  

 多多诗论,兼论当代中国大陆诗歌 
 
◇吴季

北回归线

【说明】 多多:原名栗世征,1969年赴白洋淀插队,89年出国,现居荷兰。 附:《在英格兰》 当教堂的尖顶与城市的烟囱沈下地平线后  英格兰的天空,比情人的低语声还要阴暗 两个盲人手风琴演奏者,垂首走过 没有农夫,便不会有晚祷 没有墓碑,便不会有朗诵者 两行新栽的苹果树,刺痛我的心 是我的翅膀使我出名,是英格兰 使我到达我被失去的地点 记忆,但不再留下犁沟 耻辱,那是我的地址 整个英格兰,没有一个女人不会亲嘴 整个英格兰,容不下我的骄傲 从指甲缝中隐藏的泥土,我 认出我的祖国──母亲 已被打进一个小包裹,远远寄走…… (1989-1990)
  
一    本文来自 现代诗歌

        似乎有些诗人已在爲西方诗坛的没落而暗自欣喜了,有这么一种说法:他们盛极而衰,而我们刚刚开始,因而前途是乐观的;风水轮流转,时势造英雄,艺术发展规律的必然性自会将我们这代人的诗歌创作摆到重要地位,催生出重要诗人。甚至有人认爲,当代汉语诗歌的水准已能置诸世界诗坛而无愧。   
  
        不论是诗人,或是任何一位艺术家,以及任何一个以真理﹑道义与美,以人类的文明与福祉,以精神的价值爲己任的人,我觉得,抱持这样狭隘﹑功利的观点,都是很可悲的。它所表露的心态与其说是爲中国的诗歌能够挤入世界文化市场而欢欣鼓舞,毋宁说是看到有钱的邻居家着了火而幸灾乐祸。他们本应该像海明威那样问自己:丧钟爲谁而鸣?当然也可以体谅地说:是我们的自卑情结太重,压抑得太久了。   
  
        但是,不论世界诗坛如何,是否当代汉语诗歌就真这么值得看好,生机勃勃,一片光明?我想用一件小事来说明:当代中国大陆的诗歌到底处在一种什么样的风气之中。   
  
        最近一次午餐桌上,我向某香港诗人解释,现在吵得闹哄哄的“叙事”﹑“最大限度地包容生活经验”,以及“散文化”等等是怎么回事。我开玩笑说:“他们这样写,比如:早晨几点钟醒来,刷牙,洗脸,吃一顿什么样的早餐,出门……”饭后,回到朋友的宿舍,我随手翻开近期某诗歌杂志,看到一首诗,作者是一位颇有名气和影响的诗人,一开头赫然就是:“早晨七点钟醒来,刷牙,洗脸……”。我抹了抹眼睛,不知道上天什么时候把我变成了卡珊德拉。   

现代诗歌


  
         八十年代初,大陆的地下诗坛流传过这么一句口号:“技巧是检验诗人真诚的试金石。”在一个既要坚持现实主义,又要坚持乐观主义,换言之,就是粉饰现实的现实主义盛行的时代,这样的口号确实是发人深省的。维护艺术的价值和尊严,其更深的涵义在于维护人的求真的权利。因爲人是应当以审美的感官对待世界和自身的。美,是人的本能,因而求美就是求真,就是求善。所以,李欧梵谈到早年在北京,以创作诉求社会正义的诗而闻名的北岛,断然坚持诗歌与政治分离,坚持艺术的独立性,这是不难理解的。虽然这些声张社会正义、表达愤懑与反抗的诗是中国大陆现代诗最有份量的作品的一部分。但总体而言,当时大陆的现代诗是比较贫瘠,比较幼稚的。那是大家都在呀呀学语的年代。   
  
        在八十年代开始活跃的诗人,大概都有一段非常甜美﹑珍贵的记忆:全场爆满的朗诵会,办诗刊,刻油印小册子,诗人之间热情的通信和交往,通宵谈诗的集会……然而一进入九十年代,这种气氛就荡然无存了。九十年代初当我开始学习写作,已觉得写作与社会无关,与他人无关,甚至决然地说:“能够欣赏诗歌的人有多少,换言之,整个社会的文化程度如何,这更多的是社会的事情。”久而久之,在我的意念中,好象从事写作的人本来就该这样,在寂寞中跋涉,偶尔碰上一两个知音,就是一种意外和惊喜,全然忘记了诗歌艺术在不久前曾有过一段大出风头的好时光,承担过社会良知和责任。直到读了考德威尔的论着《幻象与现实》:“诗人是作家中最富于技巧的。他的艺术要求任何艺术家具有最高度的技术才能;而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技术才正是绝大多数人民所不需要的……诗人成爲一个‘高级趣味的人’……他开始把技术才能同社会功用对立起来,把‘艺术’同‘生活’对立起来。技术工作者的特殊形式的商品拜物教是‘技术拜物教’,技术现在似乎成爲与社会价值相对立的一种客观事物。艺术品的价值因而存在于它本身之中并爲它本身而存在了……他(诗人)成爲彻底的镜子里的革命家。而当他过分得意地宣告他终于达到彻底自由时,正是自由完全从他手中溜走的那一刻。”我像当头挨了一个闷棍似地想到:原来让我们多少感到骄傲和自矜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并不只是我们独立思考和自觉选择的结果,更是整个社会环境强加在我们思想上的烙印。   

现代诗


  
         在过去二十年里,诗人和理论家们谈得最多的恐怕就是:语言﹑技巧。最初,这是很可以理解的。因爲使用由大一统的意识型态所配给的豪言壮语和陈腔滥调来写作,对诗人来说不仅是一种束缚,更是一种耻辱。他们必须重新学习,重新造就一种语言,必须训练自己的口才,方能自由地说出真正想说的话──这正是一个有话要说的时代,虽然我们不必把这些“话“局限在政治抗争的范畴。就像考德威尔阐释济慈的“美即是真,真即是美”时所说的那样:“他不懈地斗争着,爲的是使环境符合本能,连贯一致符合美,必然性符合欲望──简言之,爲自由而斗争。语言是这斗争的産物,因爲这斗争不是一个人的斗争,它是联合起来的人们的斗争,而语言则是联合斗争的工具。”但是诗人们并非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在意的是谁说得好。“好”的标准抽空了,只剩下技巧。语言本体论开始盛行,技巧就是一切,语言就是一切,不是“太初有道”,而是“太初有言”。然后是:可以只用技巧写出诗来;我不关心写什么,只关心怎么写;等等。似乎不如此,就是把语言“贬低”爲工具,进而就是贬低了艺术。这种幻觉,包含着诗人自我防护的心理,根源于艺术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无足轻重引致的危机感。然而,语言崇拜的本质一如金钱崇拜,最振振有词的理由不过是:“不用语言(技巧)你能写作吗?”(没钱你能活吗?)只是到最后,当他们把自己锻炼得能说会道的时候,却忽然变得无所适从,因爲已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时代变了。和堂吉诃德的遭遇相反,魔鬼早已转移了阵地,诗人们还在气喘吁吁地同风车搏斗,并且认定这就是他们的职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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